【文/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支振鋒、諸悅】

“黑衣蒙面”往往是古裝影視中殺人越貨、無惡不作的匪徒形象，或者是當代極端恐怖組織IS(伊斯蘭國)成員的典型裝扮。但令人震驚的是，在近三個月的香港修例風波中，激進示威者屢屢在黑衣蒙面的掩護之下做出暴力犯罪的行為。黑衣蒙面行為助長暴力示威，制造暴力極端事件，宣揚極端政治理念，危害極大，應予依法嚴肅對待。

一、黑衣蒙面助長極端和暴力

香港回歸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中，都有人員佩戴面具或穿著黑衣；但本次所謂的“反送中”運動開始，大批游行示威者開始有組織黑衣蒙面。

據境外媒體報道，他們身著黑衣面罩的目的是表示喪服，一是為了“紀念”30年前那場運動，二是表達對特區的極度失望，三是整齊劃一免于被警察確認身份。據統計，自2019年6月6日開始香港法律界帶頭舉辦黑衣游行至9月10日，有大批組織化或半組織化黑衣蒙面者參加的游行示威共有39起（占全部的81.25%），其中：六月的7起中的3起有黑衣蒙面者參加，七月的18起中有14起，八月的20起中有19起，九月的全部3起[注]。而且，6月以來所有街頭暴力沖突都是黑衣蒙面者所為。

這表明，黑衣蒙面對推動香港局勢惡化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，其機理主要是三方面的：

一是解構自身的罪惡感，為極端主義行徑正名。歷史證明，熱衷于參加所謂“民運”的大多是社會中的失意者；而“民運”的組織者、操縱者也深知此道，大肆販賣“貶抑社會”以迎合和團結更多的失意者。正如埃里克·霍弗在《狂熱分子》中指出的“在把時代的一切痛罵得一文不值以后，失意者的失敗感和孤立感會獲得巨大的緩和，并會獲得巨大的快樂?！苯裉煜愀鄣氖б庹呱碇谝录磫史?，不但是對現存香港社會的徹底否定，還會引發他們的一種力量上的幻想和共鳴，仿佛他們正在摧毀并重塑香港，從而成為香港的救世主。

二是帶來身份認同性和儀式性，有助于示威者的組織化。黑衣蒙面是一種具有儀式性的制服，放大了群體中個體的從眾心理，從散漫的、懦弱的、個體的烏合之眾，成為整齊劃一的統一體，掩埋了個人的責任、恐懼、無能，既能壯膽又增強自信。甚至這種高度組織化、儀式化的行為讓本來自己感覺沒有底氣，甚至是心懷鬼胎的他們產生一種將生命托付給某項神圣偉業、尋求重生的虛幻崇高感，從心理上將群氓轉化成為所謂的“理想”而獻身的狂信徒。

三是帶來僥幸心理和安全感，有助于逃避法律責任。在攝像頭林立的香港，蒙面在掩蓋示威者身份、增加執法者識別難度、降低承擔法律責任可能性的同時，給了他們一種“我知道你是誰、你不知道我是誰”的信息不平衡的安全感，增加了示威者的攻擊性，使他們更加放肆、無所顧忌地從事違法暴力活動。

香港暴徒與警察對峙，并用鐳射燈掃射警察

二、禁止蒙面集會游行示威是西方國家通例

鑒于蒙面示威導致的極大危害，禁止集會游行者蒙面已經成為當前西方法治的標準操作。特別是香港反對派一直試圖投靠的英美國家，對游行示威或暴力行動中的蒙面行為，更是高壓嚴禁，特別值得香港特區借鑒。

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通過專門立法禁止蒙面游行集會。美國禁蒙面法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中期，1845年紐約州在美國首個頒布《反面具法》，紐約警察在“2011年占領華爾街”事件中根據該法抓捕了上百名蒙面示威者。目前美國有15個州頒布了禁止蒙面的專門法或者法條，例如加州刑法第185節。大多數州規定違反蒙面法將判處一年以下監禁和500美元以下罰款；路易斯安那州的處罰最重，最高可以判處三年監禁。英國并沒有專門禁止面具的立法，在三百年前英國就曾頒布過類似的《黑匪法（Black Act）》，執行上百年后，于1823年廢止。目前實踐中是由警察向法院申請面具禁令。

據不完全統計，意大利（1975年）、德國（1985年）、挪威（1995年）、丹麥（2000年）、奧地利（2002年）、瑞典（2005年）、法國（2010年）、比利時（2011年）、加拿大（2013）、西班牙（2013年）、拉脫維亞（2016年）、保加利亞（2016年）、荷蘭（2019年）等國通過立法禁止蒙面游行示威，對違反者除以罰款、監禁等法律責任。對于禁止的對象，德國和意大利的規定最為概括，一切妨礙身份識別的物件均在禁止之列；而奧地利、荷蘭、加拿大、比利時、拉脫維亞等國明確規定伊斯蘭教的面紗和罩袍也屬于禁止對象。

對于禁止的條件，主要有三種類型，一是設定空間條件，如法國、拉脫維亞等規定只要是在公共場合即禁止佩戴；二是設定行為條件，如丹麥、德國、挪威等規定集會游行等公共活動禁止佩戴；三是綜合條件，如奧地利規定，游行集會示威活動不準佩戴面具，大學、公共交通、法庭上也不準佩戴面具。

對于違法者的責任，除罰款外，德國、法國規定最高1年監禁，丹麥和奧地利規定最高6個月監禁，挪威處于最高3個月監禁，而荷蘭、西班牙、俄羅斯則僅處以罰款。處刑最嚴厲的是加拿大，在特定條件下，對蒙面示威者可處以最高10年的監禁。